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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姆莱戴笠（第3页）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别克牌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当了替罪羊，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党中央。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

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但让蒋对戴笠最满意的地方是出谋划策擒杀“山东王”韩复榘一事。

成功诱杀山东王韩复榘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9月4日自南京发来支电，令戴笠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合作，限1月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等。戴笠接电后，经与杜月笙几次协商结果，复电遵命办理，决定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以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为临时办公地点，指定沈醉为办事处长兼人事科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拟订了组织大纲及别动队总指挥部和各级部队的编制预算等呈报批准。苏浙行动委员会有委员9至11人，聘请杜月笙、戴笠、俞鸿钧、杨虎、刘志陆、俞作柏等人为委员，公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书记长。戴笠设立庞大的书记长办公室，一手操纵包办，充分暴露出抓军权的野心。杜月笙推荐刘志陆为别动队总指挥，戴笠推荐杨仲华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同年11月11日夜，日寇自金山卫登陆成功，国军被迫撤退，溃乱不堪；别动队全告瓦解，以后经过收容整训，尚余2000多人。杜月笙对这支武装游击部队从此不再过问。戴笠安排好了撤退诸事，于11月15日前后，离沪赴港。后来这支残部经过补充训练，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先后委派俞作柏、周伟龙、马志超等为总指挥，将这支部队扩充到20余个支队，号称10万之众。

俞作柏奉戴笠之命，派人和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联系，想让忠义救国军在山东立住脚跟，日后反攻上海。韩复榘因与蒋介石有矛盾，没有答应俞作柏的要求，且又对抗日持观望态度，所属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后于1937年12月22日弃济南，继后又丢失泰安、曲阜、兖州、青岛。几天之内，使山东大半陷入敌手。

戴笠接到俞作柏送来的消息后，心里十分冒火，可一时对韩复榘无可奈何。他从有关方面获悉：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已与韩复榘有勾结，妄图在山东建立伪政权。韩在济南与日本领事会商五省自治，已经得到日方的允许，但没有应日本人之请亲自签字。同时，韩又同刘湘、宋哲元密商倒蒋介石活动。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指示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召韩复榘参加，令戴笠去徐州将韩复榘逮捕。不料，韩复榘系山东一霸，听说委员长对丢失济南有所指责却哈哈大笑说：“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陷落应当由谁负责呢？”于是拒绝出席徐州会议，蒋介石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实，韩复榘作为山东的土皇帝，反蒋介石已非一日。他手下拥有3个师的军事实力，蒋介石本来答允给他每个月60万元军饷，后来一直没有兑现，韩就擅自派人接收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山东的税务机关，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促使蒋、韩矛盾激化。蒋介石杀韩决心已定，遂问计于戴笠。戴笠觉得机会来了，迅速想出了一套置韩复榘于死地的计划。

先是，戴笠佯装奉命至河南开封，为筹划“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做出安排。他先自武汉至郑州，后到开封，一路上向有关方面透露消息说，政府要在中原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地点设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会前要妥善布置出席会议者的住所，尤其如山东省韩主席要来参加，还须准备警卫部队住宿的地方。郑州警察局局长杨蔚心直口快，对韩复榘公然有所批评，戴笠立即严加斥责。戴笠的小道消息传进了韩复榘的耳里，韩复榘果然宽慰自解，对蒋介石的疑虑消失大半。

戴笠布置停当，会了一下在开封驻军的老友汤恩伯，而后从开封急返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后，又请示了开会的时间。蒋介石指示开会定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召开。戴笠建议以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为借口，开会时间定在当天夜晚7时，接着又示意军委会致电韩复榘伪称：“因沿途不靖，蒋委员长关照保证韩主席的安全，特请多带卫队，严加防护”云云。韩复榘看过军委会的电报，面有得意之色，便吩咐率警卫一个团，随身警卫员10人，由陇海路挂专列，浩浩荡荡，开往开封赴会。

1月10日，戴笠派毛人凤、王兆槐先到开封。11日，戴笠亲随蒋介石到开封。当日，韩复榘亦到开封，接待人员奉戴笠之命到车站迎接，转告韩复榘说是警卫团住地尚在打扫，请暂留在车厢稍候。韩复榘随带警卫员10人脱离警卫团至开会地点南关袁家花园礼堂，时已傍晚。

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经戴笠精心布置，门口张贴了一张“通知”：参加会议的各位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下车后，进入第二道门口，见左旁的门房上贴着“随员接待处”字样，韩的卫兵被留在“接待处”。随后，韩复榘来到“副官处”，又看到上面贴有一张通知：“奉委座谕：今日召开高级军理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将领，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礼堂，请将随身携带武器，暂交副官处保管，俟会议结束后，凭收据取回。”

韩复榘不疑此中有诈，将两支手枪交给了副官处。不想韩复榘交了枪；开封空袭警报大作，韩复榘稀里糊涂被拥挤进入礼堂。他那留在车厢里的警卫团，也被火车头强行拖走，飞驰至汤恩伯部队的包围圈，被解除了武装。

过了片刻，李宗仁、白崇禧、刘峙、宋哲元等高级将领都已到场。会议开始，蒋介石手里拿着一本书，先问大家，谁带有《步兵操典》，结果只有一个人回答带有此书。蒋介石指责道，在俘获的敌人身上，常发现带有此书，而我们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见我们不注意战时训练。蒋介石随即把话题一转，又说，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但有的人就是不听命令。你自己不听命令，你的部队怎么能听你的指挥？蒋介石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韩复榘而发的。韩复榘此时在座位上，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中间休息的时候，蒋介石派人请韩复榘到休息室谈话。半小时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在抗日战场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押交军法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将军特别激动，当即站起来为韩复榘求情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请委员长原谅他是一个粗人，从轻发落。”此时，坐在前排的一些人也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遂即宣布散会。

原来，韩复榘一离开会场走进休息室，就中了戴笠的招。戴笠安排毛人凤和于兆槐指挥一批打手挟持韩复榘到开封火车站，登上事先准备好的专列。由他和龚仙舫直接指挥，宪兵便衣荷枪实弹，外加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押送。当夜专列开至汉口，将韩复榘关押在军统局汉口招待所，禁止与任何人接触。

1938年1月19日，蒋介石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审判官，对韩复榘进行审讯。

鉴于韩复榘被捕后，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等人一直在设法营救，宣扬韩复榘北伐战争时作战有功，只是个性很强的军人，有不周到的地方，委员长要能原谅他才是，无论如何留他一条命，教他痛改前非，或叫他出国……1月24日晚7时，戴笠奉命派两名特务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你谈话，请跟我们走，你看家里还有没有事？”韩复榘听了吃一惊，回答说：“我没有家。”遂起身下楼，一看院子里，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自知死期将临，便对两名特务说：“我脚上的鞋子，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手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背后“砰砰”飞来两枪，韩复榘连中两弹，当即毙命！

戴笠杀了韩复榘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说：“本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法院审判决（正本）。被告韩复榘，男，47岁，河北霸县；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被告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等情一案，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理终结，判决如左：（主文）韩复榘不听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被杀后，尸体于1月25日收殓，移至武昌长春观内暂厝。尔后，由其二太太纪甘青及其亲信王恺如等，运往豫南鸡公山安葬。

戴笠诱捕韩复榘成功，自始至终得到汤恩伯帮忙，也讨得蒋介石的欢心。

1941年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与英国合作举办中英情报合作所，并共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戴笠乘此机会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派周伟龙为别动军司令，设司令部于重庆小龙坎周家湾，先后成立了7个纵队。然而这些部队一遇到日军，便作鸟兽四下逃散，根本没有抵抗力，这也是戴笠所始料不及的。

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很密切

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称，汤恩伯有“中原王”之称，两人都是不可一世的野心家，原来是没有联盟关系的。胡宗南一心打造黄埔系统，想做穿黄马褂的头，然后才能做蒋介石的接班人。他估计与他相争的对手，一个是老牌的何应钦，一个是后起的少壮派陈诚。上海《字林西报》曾预测蒋介石的接班人，也是按何、陈、胡的秩序排列的。戴笠很了解胡的内心世界，便为胡、汤充当牵线人。这对戴笠本人来说，三人之间的联盟一成立，也是极其有利的。

1943年秋，在洛阳的龙门石窟，胡、汤、戴三人坐在南面的桥头上，指手划脚，不知在谈些什么？一直谈到十点多钟，三人才慢慢走过桥来。戴笠挥手对手下的一个副官说：“你陪胡、汤两长官先到石窟去休息，我随后就来。”说罢，他带着两个卫士爬到香山自家的最高处，四处了望了一下，打一个转转便赶上了他们。胡宗南笑着对戴笠说：“用不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戴笠答复：“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接着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戴笠仰天一阵哈哈大笑。

他们三人走进石窟，副官将准备好的食物安排在石桌上，然后故意避开走出洞外。约半小时后，戴笠高声大喊叫副官进去。副官走进石窟，只见三人一边在日记本上写着，一边口里喃喃作声，不知在做些什么。戴笠一见副官便高兴地说：“请读读胡长官写的诗。我不会作诗，但很喜欢诗。”胡谦逊地说：“聊作永久纪念，献丑，献丑。”胡将他的日记本递给副官，上有多次改涂过的一首《盟誓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充分暴露了他那狂妄的野心。

汤恩伯与戴笠的关系，远远超过胡、汤之间的关系。1943年至1944年之间，戴笠曾三次到汤恩伯的驻地河南叶县。只要戴笠一到，汤恩伯立即带着亲信将领到场陪宴观剧。戴笠大模大样，那副骄横的神情，连旁人看了都过意不去。在座作陪的有汤恩伯的下属孙元良、王仲廉、陈大庆、张雪中等一批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一期老大哥，杂牌部队的将领则有何柱国、沈克等人。在这些人当中，论资历，论年龄，都超过戴笠，可是他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目，因此不知多少人暗地里摇头唾骂。

1943年年底，汤恩伯与戴笠合谋，利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空子，勾引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袁晓轩公开自首叛变，将由他负责联系统战系统的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卖。汤恩伯命令其副参谋长万建藩派人逮捕，受到株连的那就更多了。以后这一案件，由汤恩伯移交给戴笠，戴笠即交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河南站站长岳烛远，作进一步的追查，造成了更大的灾害。叛徒袁晓轩则被岳烛远派人护送到渝请赏。以后这个无耻的叛徒，既被派到军统所属的特务训练班充任过校级教官，也利用他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而又在东北军系统中混过多年的关系，被调到军统局渝特区的岗位上，做了东北组的少将组长，以伪装东北军老军人的身份，专门在东北军系统中爱国民主人士里活动，吃亏上当的人不知多少。

汤恩伯在河南称王称霸的8年，戴笠与之勾结日紧，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戴笠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由于孔祥熙的推荐，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运局局长，从而插手财界（戴笠接过局长后，保张果为负实际责任）。汤恩伯所控制的苏、鲁、皖、豫四省边区地带的界首，正是武装走私的大好通道。戴笠如此插入财界，据说是得到张学良身边的王公简（此人是青年党，经胡宗南介绍给戴笠的）献计献策而来。戴笠委派前河南站长刘艺舟为河南缉私处长，兰训班教官刘鸿烈为甘肃缉私处长，兰训班副主任王孔安为宁夏缉私处长，前川康区长廖宗泽为四川省缉私处长，前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为陕西省缉私处长。这就是戴笠以中原作中心，控制豫、陕、甘、川、宁五省的“八阵图”。戴笠又派其老牌亲信张树勋、王兆槐为界首货运分处处长，配备道奇牌载重汽车数百辆，日夜奔驰于豫陕川道中，抢运之忙，急如星火。

更妙的是宋子文身边得力捞钱手贝祖贻，精心献策，收集敌伪各种钞票的样品，到美国仿印了一批日伪假钞票运回，然后到敌伪区去使用。后来经过一番核算，假钞如此笨重，运费很贵，不如购买印钞机在渝自印。这就是后来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治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占地区收购、抢运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汤派其军需处长胡静如及驻洛阳办事处长韦鲁斋，到界首设有抢运物资大做生意的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汤、戴也是不分家的。汤恩伯武装走私、抢购、抢运，没有去不到的地方。他们在进入敌伪区抢运物资的同时，还对敌伪文武官员进行收买。他们收买过汪精卫的军政部长鲍文樾，驻商邱的皇协军长张岚峰，驻开封的汪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汪伪驻新乡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等，甚至还派遣陈旭东去“满洲国”收买过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之，他们对待汉奸群中的大头，不论是文的武的，不论是汪伪系统的，还是华北王克敏系统的，抑或是伪满洲国张景惠系统的，一律假传圣旨封官许愿；必要时，先发通天委任状或证明书，如此这般一来，当然路路皆通，反正受灾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

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军统局以戴笠的兼职而设的机构外，为了打通路线，抢运物资，还得保证安全运到重庆，一时在界首、临泉设立的特务机构如林，例如以陈旭东为界首特别站长，以周兆祺为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以刘国宪为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以周麟祥为临泉特别班的副主任，以刘培初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长。与此同时，戴笠在第一战区长官部还设立晋冀豫鲁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戴笠特别重视这个总队，原来想要张严佛兼任总队长，张知难而退，戴笠便从陕西缉私处岗位上将乔家才调来担任总队长。（陕西省缉私处长改调金闽生接充。）此外，戴笠将东北军老将领袁佐唐，以华北策反专员的名义调驻界首，令帮会大头头刘明德与袁相互策应配合。他关照两人要跑满台，苏鲁皖豫边区都要跑到，晋冀鲁豫边区也要显神通。戴笠有的是假伪钞，多花点没有关系。

一生的得意之作，就是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早在1938年3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时，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军统及中统），同时奉命扩大为局，即：将原有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将第二处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局），先后以钱大钧、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有关这一改组扩大的情况，关系到戴笠升局长的资历问题。蒋介石认为复兴社是学德意法西斯组织而来，法西斯这一名称已经不吃香了，决定将复兴社撤销，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来代替，要培植新兴的青年团来改造老大无生气的国民党，要将气度放大，只要不是共产党，凡属是抗日爱国的优秀青年都可吸收，连桂系的青年组织也容纳进来。

他认为戴笠升任局长的资历不够，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交代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一定要这样办，并把戴笠叫去谈话，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的是“蒋介石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很快，戴笠就入了党。

戴笠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因为他手中握着一件新式秘密武器，就是破译无线电通讯密码。从1933年12月开始，戴笠就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1936年魏大铭破译出一封日本外交密电，首开纪录。

破译密码是一项从暗中摸索密码规律的极复杂极细致的工作。由侦察台收抄来的密电码，首先要从呼号中弄清是哪方面的电台，再由密码破译人员针对发报电台的性质，估计可能的内容，先从虚构摸索入手，在一份电报中找出相同的电码，把它假定为某一个常用字，然后仍用假定的意义来摸索、试探，逐步得出一份电报的全文，又日积月累地逐步构成较完整的密码本。若破译成功可以说是涉及到敌我双方生死存亡，其情报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所以戴笠十分重视破译的技术研究工作，后来专门成立了以温毓庆为主任的特种“搜术研究室”，聘请《美国黑室》一书的作家亚德利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