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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姆莱戴笠（第5页）

无名英雄碑引起的是非，还不止一起。有一次，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医病，曾到缫丝厂跑了一趟。当他走近无名英雄碑时，守护的哨兵说，这是无名英雄碑，要脱帽、肃静。哨兵没见堪梁，不知梁是十人团的元老，当然伤了梁的尊严。梁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指着碑大骂：“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戴笠对梁骂的事无可奈何，连饭也不敢请，暗地里骂梁骂个不休。戴笠自己解嘲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罗！”

戴笠的红运，到抗日战争结束，从顶峰开始走入绝境。

他在蒋介石大打内战20余年中，不知干了多少见不得天日的坏事。但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积极准备打新的内战，主子的野心和阴谋，奴才当然能窥察得很清楚。每当特务头目外放到地方工作时，戴笠必定邀请共餐。餐后，他便得意扬扬地传授他的经验。每每这时他才会放下凶神恶煞的架子，谈笑风生。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他说只要抓住这五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等于抓住了对方的灵魂，则无往不通、无往不利了。究竟五字诀窍又是怎么凑到一起而成为必当亲自传授的诀窍呢？

他每每首先点题说，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千里眼，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万通。他说：“我之所以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把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他说完五字诀后，然后就举例为证。

在戴笠的眼里，中国最难对付的人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从清朝到民国，他占据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别人钻了多少年钻不通，后来终于被戴笠钻通了，关键在裙带关系。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无从下手。以后他打听到阎与其堂妹阎慧卿乱伦通奸，这个妖精婆时常插手幕府里的事。于是他授意乔华堂（即乔家才）经常送礼，衣料和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个时期，却从未有所求。等到上了钩，她来找戴笠时，则有求必应，一本万利。打通那一关后，掌握阎的内幕还成问题吗？以后又打通了阎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此人是阎派在西安对付胡宗南的坐探，阎认为蒋介石要对他下毒手，离不了胡这个打手。黄是安徽人，对阎忠诚了一些时日后，认为阎的土皇帝作风吃不开，迟早会被蒋介石吃掉，不能不准备后路。胡对黄优礼相待，从无芥蒂，黄更感到意外，不但将阎的种种告胡，胡且助黄以骗阎，将关山西二战区的武器弹药经费等全操胡之手，阎便认为黄是功臣而不疑。

通过阎慧卿的关系，戴笠打通了阎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梁化之和吴绍之。梁和吴想着阎系亲信赵戴文、贾景德能够做蒋介石的考试院长、内务部长，安知他们就无此机缘。梁、吴相应心照不宣，与乔交朋友越交越深。山西省立医院院长李希绍是黄埔六期学生李希纯的胞兄，通过其胞弟吸收加入军统组织。此人能出入阎的宫帏，阎视为最可信的医师顾问，阎慧卿和梁、吴等心里当然明白，不过只是将阎蒙在鼓里，各卖各的药。李希绍于1945年夏，自渝返回山西途中，被美国飞机误炸而死，蒋、阎双方都为李大开追悼会，其中的奥妙，也是属于“五字诀”的运用。

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东北三省为苏联红军所暂时控制。戴笠虽没有到过东北，却对东北这块新天地比之关内任何地区都要注意。照他的说法，东北是巴尔干半岛第二，既是苏美之争的焦点，也是国共之争的焦点，决不可让沦陷14年的国土，又落入苏俄之手。他出于反苏反共拥美拥蒋的立场，遵循蒋介石的意旨，要在遣送日本侨俘归国的幕后耍一套阴谋手段。他在东北三省沦陷的14年中，曾千方百计地想将特务机构的魔掌深入到关外，但在日本严密的防范下，一直打不进去。截至日本投降为止，军统特务分子只有在临澧训练班受过训的一名东北青年毛乃昌出关活动过，但没有多久，就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活到日本投降后被释放。

当时，关内各地要遣送回国的日侨俘约为250万人。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1946年春节前，戴笠的亲信沈醉被任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则用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的名义作掩护。这时，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都自北平和山海关先后迁到锦州新城。杜聿明统率的部队，正在利用停战协定，暗中限令抢占承德、朝阳之线，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从北平发电给沈醉，要其做好与中共开战前的一切情报工作。

1946年3月初，戴笠邀请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北平一游，以往在重庆、上海、青岛等地与戴笠就早有勾结，这次是戴笠与柯克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柯克即将退休归国，以美国海军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海军界的红人，戴笠之所以一再拉拢他，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柯克这次在北平停留了约10天，戴笠陪着他跑遍了故都的名胜古迹。

生性好色，玩弄无数女性，与影星胡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

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中国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那时戴笠才19岁，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丛的兄弟毛宗亮提拔为总管，任命他在各个训练营地和军统内部当合作社经理一类的职务，负责买饮料杂物。尽管戴笠对毛宗亮非常依赖，但他看不起这个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觉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个人。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

但戴笠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坐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叶与戴笠相好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赵霭兰，嫁给了他的朋友、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却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在戴笠的干预下，胡蝶和潘有声离了婚，后嫁给了他。为庆祝他和胡蝶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笠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闲逛在用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

几次差点被蒋介石“赐死”；他死后，章士钊为其撰墓志铭

1946年3月初，戴笠在他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他曾说过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笠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西安双十二事变几乎做了替罪羊；如此等等。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派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了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从中周旋，才得免死。凡此种种，若不是蒋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纵有十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

一天下午，戴笠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一通蒋介石的电报，大意是令戴笠立即返渝参加研究对付三大会议的决策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共为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戴笠接电后，沉不住气了，找来沈醉，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他又接着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罢后，他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沈醉考虑再三，感到这样的复电很不好着笔。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等三人，都是黄埔第一、第二期的老大哥，名单中列在前面。从蒋介石处理此事来说，是放平了的。郑介民、唐纵当然不会从中捣什么鬼。为何毛人凤不将此电先给他们看看呢？很显然，这是戴笠、毛人凤两个江山佬在画小圈圈。而且八人中，又有老牌的陈焯，他以往是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只是后来才变为相从的地位的。沈醉分析了许多情况，总的来说，与其说是戴笠的难关，不如说是蒋介石的难关，“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沈醉起草的呈复电，大致有如下的内容：重庆以炎兄亲译。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死后，沈醉去渝参加追悼会时，与主任秘书毛人凤相晤，问到那封复电已否上呈？毛人凤答复说：“那电稿原来是老兄代笔的！我与其武（保密局办公室主任潘其武）研究过，认为电报里有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话，将会引起这祸福莫测，因而建议删去。谁料到老板（指戴笠，笔者注。）还未见到我们的建议电就去世了。可以想见，他是抱恨终天的了。”

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表面上是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侨俘两项工作情况，但却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避开居于被宰割的八人会议，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另外他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号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

1946年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7日上午11∶45分从青岛起飞。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20∶00，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存活下来。

戴笠死后，军统局于4月1日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内外勤的头头都到了，蒋介石亲自主祭，假惺惺地流了眼泪，说了许多安抚欺骗特务喽啰的话。礼毕，蒋介石在一批所谓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握手赠金，含泪以泣，家属们嚎啕大哭。毛人凤则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低，追悼会就此结束。

戴笠坠机焚化未尽的残体，葬于南京灵谷寺附近的烈士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阳是吴稚晖题的“戴笠雨农将军之墓”几个字；碑阴是章士钊先生所撰并书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