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武帝虽独尊儒术,然其穷兵黩武,耗竭民力,虽武功赫赫,然国家元气大伤,后患无穷。故国之兴衰,确在德不在鼎,在民不在谶。”
他话语含蓄,却隐约触及了当前国策的敏感处。
自由辩论随之而起。
尹默对谯周言及“民心”重于“天命”略有微词:“谯兄之论,近乎孟子,然天命幽微,岂是民心可全然替代?若无经典谶纬”
李譔则打断:“尹公,谯允南所言民心向背,岂非最实在之‘天命’?诸葛丞相屡次北伐,岂为虚名?正是欲以攻代守,争民心于天下,惜乎天不假年”
来敏立刻加入:“北伐自是正道!岂不闻《周易》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曹魏篡逆,失天悖人,正该讨伐!只是用兵之道,需体恤国力,爱惜民命,非一味蛮干。
谯周试图调和:“来公所言极是。顺天应人,需有实力根基。教化内修,与对外征伐,需相辅相成。只是民力有限,需善加保养”
争论的焦点愈发清晰:学问的目的?天命的实质?北伐的得失?西人引经据典,观点交错,虽皆学识渊博,却谁也说服不了谁。
殿内的气氛从最初的学术探讨,逐渐变得有些凝滞。
尹默坚持文本正统,李譔强调现实功用,来敏高扬士人精神,谯周聚焦民心国力,各自都在自己秉持的路径上走到了思维的边界,却似乎都无法突破那层无形的障壁。
经学内部的循环争论,似乎己走到了尽头。
刘擅始终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叩案几,只在关键处投去询问的一瞥,并未插入他们的辩论。
争论声渐息,殿内一时陷入沉寂。
余晖透过高窗,将书卷的尘埃照得纤毫毕现,亦如这数百年汉家经学之路,纷扰喧嚣后,徒留滞涩与沉暮。
这今古之争,非止于文字训诂,实乃争夺政治地位之学官立废斗争,其源可溯至西汉末哀帝时。
彼时刘歆领校秘书,见古文经籍不仅文字与立于学官之博士本有异,内容亦往往更胜,遂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
然此议一出,即招致今文博士激烈反对。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为由,上疏自申罪责,乞骸骨罢官;大司空师丹更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刘歆只得愤然离京,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心”的斥责,道尽古文先驱的困境。
此事非仅学术歧见,实关乎利禄与学统。
西汉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传业者寝盛,大师众至千余人,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皆因利禄之路使然。刘歆欲破此局面,自然触动庞大利益。
王莽摄政及篡汉时,情形一变。
王莽欲托古改制,如提出“王田”主张,需藉《周礼》等古文经为其理论依据,故大力扶持古文经学,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
然莽新政败亡,古文经学亦受牵连。
东汉光武中兴,依靠谶纬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王莽所立古文博士。
建武中元元年,光武帝更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神学成为官方显学。
今文经学与谶纬结合愈密,一时势盛。然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繁琐章句及附会谶纬之妖妄,亦引来有识之士批评。
至东汉中叶,情形复有转圜。
古文经学大家辈出,如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不仅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
他们斥今文经学附会谶纬,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准确解释经书,对文字、音韵、训诂作精深研究,许慎《说文解字》、扬雄《方言》等皆具相当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