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丰富的中世纪思想成果的著名代表人物,也不包括在这本概论中。倘若我对于这一高要求不心存疑惧,不怕误用那些今天被人糟蹋了的概念,我就会把这部概论加上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历史社会学导论》的副标题了。无论是幽居在修道院高墙内的神秘论者,还是远离学校天地出没在别的圈子里的诗人或历史学家,本书都不涉及,至多作为对比附带提到。甚至高踞于西方中世纪思想界的但丁,尽管他形象高大,也只是作为像中国的皮影戏里那样的人物出现。虽然他上过大学(当时他真的在巴黎的福亚累街待过吗?),虽然他的著作从14世纪末起就在意大利成为模范读本,虽然西格尔的形象以少有的感人诗句出现在他的《神曲&iddot;天堂篇》里,但他还是跟随维吉尔穿过幽暗的森林,走上另一条道路,这是与我们的知识分子踏上或选定的不同的路。其他如吕特勃夫,约翰&iddot;德&iddot;墨恩,乔望和维庸等人,他们或多或少在各自的岁月在学校中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但也只限于在这里才被提到。
因此,书中我只就中世纪思想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在诸多类型中的一种学者类型进行探讨。我不否认其他思想学派和其他精神巨匠的存在和意义。但这里要处理的学者类型,在我看来对西方思想史是如此值得注意,如此足以说明问题,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也清楚明确,它的概况和历史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外,我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时,极不恰当地用了它的单数形式。我希望本书下面的篇章将表明这个词的内涵原本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从阿贝拉尔到奥卡姆,从阿尔贝都&iddot;马格努斯到约翰&iddot;热尔森;从西格尔&iddot;德&iddot;布拉邦到贝萨利昂,他们各有着多么千差万别、完全不同的资质脾性、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啊!
给作为学者和教授,作为职业思想家的知识分子下定义,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会僵化成精神的倒错;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会蜕变为怪癖和躁狂。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性格执拗的人,冒有陷入冥思苦索的危险。作为科学工作者,等待着他的是辛劳憔悴。难道他没有作为批判家破坏原则,到处抹黑吗?当今世界里有足够多的诽谤者,他们把知识分子打成替罪羊。中世纪虽然曾嘲笑这些迂腐的学究,倒还没有这么不公平。耶路撒冷的陷落并不曾归咎于大学成员,亚述宫廷的灾难也没有怪罪巴黎大学的成员。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但丁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答复了知识分子的敌人,他把13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知识界人物置于天堂,并使他们在天堂和解。‐‐他们就是圣托马斯,圣波纳梵杜拉,西格尔&iddot;德&iddot;布拉邦。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雅克&iddot;勒戈夫著张弘译
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
12世纪城市的复兴和知识分子的诞生
开始时是城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在这以前,由拉昂的阿达贝隆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祈祷的‐‐教士;保卫的‐‐贵族;劳动的‐‐农奴),很难说有真正的人员专业化情况。农奴虽然耕种土地,但也是手工业者。贵族是士兵,同时又是地主、律师和商人。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同时身兼数职。神职工作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他们的余生变得神圣,它通过修道院的规定求助上帝。在修士的一生中,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临时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这是他们个性中易变和双重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预示了在行将到来的世纪中出现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当时本身还不是知识分子。阿尔奎因首先是达官,他是查理大帝的文化大臣。费里埃的沃尔夫首先是修道院院长,他嗜好图书,喜欢在自己书信里摘引西塞罗的词句。
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知识分子真正被理解只是在12世纪。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的。按照有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甚至在10世纪和11世纪城市就已完全形成,而且有的专业杂志提到一个新的城市复兴‐‐其时代追溯得更远。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城市存在的,但是在西罗马帝国城市&ldo;遗址&rdo;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
很可能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召唤,在那里的大马士革、佛斯塔德、突尼斯、巴格达、科尔多瓦,有大量的城市主顾,希望得到野蛮的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木材,刀剑,毛皮以及奴隶;无疑从10世纪起,也许从9世纪开始,孕育中的城市,即&ldo;口市&rdo;(port),就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独立的单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军事&ldo;地方长官&rdo;的驻在地的城郊。但这一现象在12世纪才第一次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因教区运动而逐渐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