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虽说天下还是刘氏的大汉天下,但此时的天下形势已经基本上确立了三国分立。
北面的曹操已立魏王,掌控着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
江东的孙权,虎踞江南地带,在南越之地称王称霸。
西面的刘备,新夺益州富庶之地,具有荆州九通之渠。
汉献帝对这三个人都没有任何掌控权。
对于曹操而言,孙刘联盟处在牢固期,孙权对他已经称臣,他便将目光放在人才招揽之上。
曹操始终坚信一句话,人才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于是,他发布了第三次求才令。
文中用了很多正面人物典故,包括伊挚、傅说、管仲、萧何、韩信、陈平,还有曹操的先祖曹参,还列举了吴起的特殊案例,告诫天下才子,只要有治理国家、领兵打仗的本领,就要举荐,不要有顾虑。
这一次求才令相比第一次更加彻底,毫无顾忌,已经将德远远排在了才之后。
这篇求才令名为《举贤勿拘品行令》,命部下推举人才,凡有一技之长者,不拘品行,皆可推举。
纵观曹操的一生,一共有三次求才令。
第一次先前聊过,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平定青幽并冀之后,急需人才来治理,便有了第一道求才令,名为《唯才是举》。
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当时曹操刚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
当时的曹操对于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像第一次求才令那样高。
相反,曹操这一道求才令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
从曹操的角度来说,杀伏皇后不仅是给他三个女儿铺路,更是对朝中反曹势力的震慑。
但毕竟动手的对象是皇后,伏氏家族也是当时有名的门阀士族,而且汉献帝也曾出面说情,都未曾让曹操改变主意。
这个结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包括世人对曹操嗜杀的揣度,对大汉不忠的肯定,以及进一步坐实了曹操对门阀士族并不友好的传言。
曹操不得不做出一些补救措施,其中最好的一条便是求才令,名为《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令中依旧沿用了陈平和苏秦的案例,希望有才干的人士不用担心,尽管站出来,他曹操一定会重用。
以此来拉拢天下的才子,当然,这些才子大部分还都是在门阀士族当中,或者是曾经的大家族,间接地改变着曹操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第三次便是开头所说的那一次,《举贤勿拘品行令》。
至于第三次求才令发布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史书上并没有记录。
但曹操的用人观念还是影响了后世。
纵观曹操的用人观念,不管是征战沙场之计,还是建设魏国之中,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
翻开历史长河,曹操可谓第一人,开创“实用主义人才观”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