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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 君子不陷 仁与智的辩证（第1页）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暮春的曲阜杏坛，弟子们围坐听孔子讲学，阳光透过杏林洒下斑驳的光影。宰我忽然起身，带着几分诘问的语气：“夫子常言仁者爱人，若有人告知仁者‘井里有仁人’，他会跳下去救人吗？”话音刚落，弟子们纷纷侧目，有的面露困惑，有的若有所思。子路急道：“仁者当见义勇为，岂有见死不救之理？”颜回则沉吟：“君子行事，当思其可，盲目赴险恐非仁道。”孔子放下手中的竹简，目光沉静地看着宰我：“为何会这样呢？君子可以前往察看，却不可陷入井中；可以被欺骗，却不可被愚弄。”这段对话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两千多年的思想长河中激起层层涟漪，揭示了仁与智的深层辩证——真正的仁爱，从来不是盲目的牺牲，而是兼具悲悯之心与清明之智。

一、井中之问：宰我命题的深意

宰我的提问，看似刁钻，实则触及了儒家仁学的核心难题：仁爱是否意味着无条件的付出？这种极端情境的假设，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现实中“愚仁”现象的反思。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公子开方，为表对齐桓公的忠诚，十五年不回家乡，连父母去世都不奔丧，管仲评价其“倍亲以适君，非人情，不可近”，后来果然与易牙、竖刁作乱，可见伪善的“仁”往往披着道德的外衣。鲁国的沈犹氏，每逢祭祀便抬高羊价，甚至“朝饮其羊”（早上给羊灌水增加重量），却在孔子任大司寇时“不敢朝饮其羊”，这种前后变化印证了“仁”若缺乏智慧约束，便易沦为投机工具。

“井”在古代文化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周易?井卦》言“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是聚居的核心，《诗经?小雅?白华》“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以井象征家园；却也暗藏危险——《周易?井卦》“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清澈的井水无人饮用是可惜，而《荀子?荣辱》“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则喻示井的深险。宰我以“井”为喻，将仁爱置于生死考验的绝境，实则是要区分“真仁”与“愚仁”：前者如“见义不为，无勇也”的担当，后者似“匹夫匹妇之为谅”的盲从。

孔子的回应“何为其然也”，首先否定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他曾与子贡讨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为仁，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可见仁有层次，非必以死相搏。《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路过泰山，见妇人哭于墓前，使子路问之，妇人曰“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路问“何不去也”，曰“无苛政”，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也”。他既同情妇人的遭遇，却未劝其留在虎患之地，而是暗含对苛政的批判——这正是“可逝也，不可陷也”的实践：前往体察民情（逝），却不认同以生命承受暴政（不陷）。

宰我的提问或许还隐含对“仁”的实践性怀疑。当时墨家主张“兼爱”，提倡“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兼爱中》“爱人若爱其身”，这种极端利他主义在战国初期颇为流行。宰我作为孔门中善辩的弟子，曾因“三年之丧”的争议被孔子批评“不仁”：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主张一年即可。孔子反问“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答“安”，孔子叹“汝安则为之”。这段争论实则展现了宰我注重仁的现实可行性，他问“井有仁焉”，可能是在质疑墨家式的盲目牺牲，寻求儒家仁学的理性根基——这恰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通过诘问逼近真理。

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解读：“宰我以井为险，问仁是否必陷，夫子以‘不可陷’明仁之有智也。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这种解读揭示了宰我命题的深意：仁与智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没有智慧的仁爱，终将沦为灾难。

二、可逝也：仁者的担当之勇

“可逝也”三字，彰显了儒家对担当的重视。“逝”在《说文解字》中为“往也”，并非赴死，而是“前往察看”的行动，体现仁者“见危授命”的勇气。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匡地被误认为阳虎而遭围困，弟子们皆惧，孔子却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种临危不乱的担当，正是“可逝也”的生动诠释——明知有险，仍前往践行道义。《孔子家语》记载，当时子路操戈欲战，孔子止之曰“吾与汝俱歌”，弦歌不辍，匡人感其德而解围，可见“逝”的勇气需配以从容的智慧。

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子产，堪称“可逝也”的典范。郑简公时，公子嘉（子孔）专权，“作盟书，约卿大夫毋得相违”，子产虽为大夫，却不惧权贵，前往宫中当面斥责其“作封洫，立谤政，将以靖国，而不免于难，不亦惑乎”，最终迫使公子嘉焚毁盟书。后来子产推行“丘赋”改革（按田亩征税），遭到国人辱骂“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毒蝎尾巴），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他仍坚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亲自巡查各地，“伍田畴，量入修赋”，确保改革公平。子产的“逝”，不是鲁莽的冲撞，而是基于对郑国国情的深刻洞察——他深知“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通过渐进改革化解矛盾，正如孔子评价“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西汉的苏武，在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展现了“可逝也”的极致。汉武帝天汉元年，苏武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因副使张胜参与虞常谋反，苏武被扣留。匈奴单于派卫律劝降，卫律举剑拟杀苏武，苏武“引颈受剑”，卫律惊而止之；单于又将其幽禁大窖，“绝不饮食”，苏武“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后徙北海（贝加尔湖）牧羊，“羝乳乃得归”（公羊产乳才放归），他仍“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种“逝”于绝境的坚守，不是愚忠，而是对“汉使”身份的清醒认知——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维护汉匈和平，而非无谓牺牲。苏武最终在始元六年归汉，须发尽白却初心不改，昭帝命其“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这种“逝”的担当，换来了民族尊严的维护。

唐代的狄仁杰，在来俊臣诬陷下入狱，面对“认罪可免死”的诱惑，他假意认罪却暗中写下冤状，藏于绵衣中，让儿子狄光远呈给武则天，“则天览之恻然，乃召见仁杰，谓曰‘卿承反何也？’对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最终平反昭雪。这种“逝”入险境却留有后手的智慧，打破了“要么赴死要么屈节”的二元对立，展现了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灵活性。狄仁杰后来复任宰相，推动武则天还政李唐，他对武则天说“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可见“可逝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大的仁道。

宋代的包拯，在弹劾权贵时展现“可逝”的勇气。他弹劾张尧佐（宋仁宗宠妃张氏之叔）任三司使，认为其“凡庸之人，只因宠私，骤居要职”，连续三次上书，甚至在朝堂上与仁宗争执，“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终迫使张尧佐辞职。包拯的“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基于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坚守，他知开封府时“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却也制定“包待制知开封府，人莫敢犯，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制度，以智慧保障担当的成效。

这些历史案例表明，“可逝也”的“逝”，是基于道义的主动选择：它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对“仁”的践行；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对责任的担当。正如孔子所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的“杀身成仁”，是在绝境中对仁的坚守，而非主动跳入“井中”的愚行。

三、不可陷也：智者的明辨之慧

“不可陷也”，是孔子对仁的重要限定——真正的仁者，懂得保护自己以持续践行仁道，而非陷入无法自拔的绝境。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齐宣王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强调仁需要智慧的引导，否则便会“陷溺其心”。“陷”字本义为“坠入陷阱”，《说文解字》“陷，高下也”，引申为陷入困境，孔子用“不可陷”警示弟子：仁爱若失去理智的约束，终将沦为灾难。

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便是“陷而不悟”的反面教材。泓水之战（前638年）中，楚军渡河时，公子目夷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宋襄公却坚持“君子不重伤（不伤害受伤者），不禽二毛（不俘虏年老士兵）”，等楚军列阵完毕才开战。战斗中，宋襄公亲率军冲锋，被楚军射中大腿，大败而归，次年因伤重去世。他所谓的“仁”，是脱离实际的迂腐，《左传》批评“宋公迂也。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是“不知战”，孔子虽未直接评价，却通过“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暗示：形式化的“仁”，恰是对仁的背叛。

汉代的晁错，主张“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志可嘉，却缺乏“不可陷”的智慧。他未充分考虑诸侯势力的强大，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先削楚东海郡、赵常山郡、胶西六县，引发吴王刘濞联合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叛乱（七国之乱）。晁错此时仍未意识到危险，反而建议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袁盎趁机进言“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最终晁错被“衣朝衣斩东市”。司马迁评价“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可见缺乏智慧的“仁政”，不仅无法成事，反而危及自身，更谈不上践行仁道。

明代的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展现“不可陷”的智慧。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王阳明时任南赣巡抚，兵力不足，却沉着应对：先伪造朝廷檄文，称“边兵十万旦夕至”，迷惑朱宸濠；又释放被俘的朱宸濠部下，让其散布“官军四合”的谣言，拖延其进军速度。当朱宸濠察觉中计，率军东下欲攻安庆时，王阳明不去救援安庆（避免陷入敌军预设战场），反而直捣南昌（朱宸濠老巢），迫使朱宸濠回援，最终在鄱阳湖大败叛军，生擒朱宸濠。王阳明的智慧在于：他深知“不可陷”不是逃避，而是通过灵活战术创造有利局面，以最小代价实现平叛（仁）的目标。

这些案例印证了“不可陷也”的深意：真正的仁者，既能“见义而为”，又能“量力而行”；既能坚守原则，又能灵活变通。正如孟子所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智的作用，正在于守护仁与义不被扭曲。

四、可欺也：仁者的宽容之度

“可欺也”，看似与“不可陷”矛盾，实则揭示了仁者的宽容特质。“欺”在《说文解字》中为“诈欺也”，但此处指“善意的欺骗”或“无意的误解”，孔子认为君子可以承受这种“欺”，因为其心光明，不怕暂时的误解。《论语?子罕》中，孔子被匡人围困，弟子颜渊后至，孔子说“吾以女为死矣”，颜渊答“子在，回何敢死”，这种信任正是“可欺也”的基础——仁者相信人性本善，即使被误解，也坚信真相终将显现。

春秋时期的管仲，曾“欺”齐桓公而终被谅解。齐桓公即位前，管仲辅佐公子纠，曾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中钩”）。齐桓公即位后，鲍叔牙推荐管仲，“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齐桓公不计前嫌任其为相。管仲在相齐初期，推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征税）、“叁其国而伍其鄙”（整顿行政区划）等改革，遭到旧贵族的反对，他们污蔑管仲“贪于财货”，称其“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齐桓公却选择信任，最终管仲助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就霸业。管仲晚年曾坦言“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可见“可欺”的前提，是双方都有“仁”的根基，暂时的误解终将被真诚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