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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束修之外 教育的温度（第1页）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在鲁国阙里的学堂，晨光透过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三十余张蒲席沿墙摆放，有的边缘已磨出毛边。一个穿着粗麻短褐的少年站在门口，手里攥着用青布包好的十条干肉，指节因用力而白，额头渗着汗珠。弟子们正在诵读《诗经?卫风》，见他局促不安地扒着门框，有人停下吟诵，低声议论：“这不是东巷卖草鞋的阿丘吗？他来做什么？”孔子放下手中的竹简，竹片相互摩擦出清脆的声响。他抬眼望向少年，目光温和如春日融冰：“进来吧，愿学便有教诲。”《论语?述而》记载的“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正是这一场景的生动注脚。“束修”是十条干肉，在春秋时期是中等家庭能承受的拜师礼；“未尝无诲”是从未拒绝教诲的承诺。这句话的核心，不是计较礼物的轻重，而是宣告一种颠覆性的教育理念——“有教无类”。只要怀揣求学的诚意，无论出身贵贱、家境贫富、资质智愚，都能沐浴在教育的阳光里。从孔子的学堂到当代的课堂，这种“束修之外”的教育温度，始终是文明传承最温暖的光芒。

一、束修：求学诚意的象征

“束修”的“束”是“捆绑”之意，《说文解字》“束，缚也”，像用绳索捆扎木柴的形状；“修”是“干肉”，《礼记?内则》“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指经腌制、捶打、晾干的肉条，便于储存。十条干肉扎成一束，便是“束修”。在春秋时期，这是人际交往中表达敬意的标准薄礼，《仪礼?士相见礼》记载“士相见之礼，挚，冬用雉，夏用腒。左头奉之，曰：‘某也愿见，无由达。某子以命命某见。’主人对曰：‘某子命某见，吾子有辱。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可见不同身份有不同贽礼，士用雉或干雉（腒），而束修是更普遍的礼物，《礼记?少仪》“其以乘壶酒、束修、一犬赐人”，说明束修常与酒、犬并列作为馈赠，既不失礼，又不昂贵。

“自行束修”的“自行”二字，暗藏着教育的主动性原则。学生需主动带着束修登门求学，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尊师重道”的表态——承认知识的价值，尊重教师的劳动。孔子则以“吾未尝无诲”回应，形成“学生有诚意，教师有回应”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中，束修是有形的纽带，连接着求学的渴望与教诲的热忱；而背后无形的，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精神共鸣，正如《周易?兑卦》“君子以朋友讲习”，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心灵的相遇与对话。

春秋时期的教育资源被贵族牢牢垄断，“学在官府”是铁律。《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这里的“国之子弟”仅指卿大夫子弟，平民子弟“庶人在官者”只能学习职业技能，无权接触礼乐典籍。《礼记?王制》明言“庶人不议，非礼也”，平民连议论礼仪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系统学习。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宣言，如同一道惊雷划破垄断的夜空。束修的低成本（据《管子?轻重甲》记载，春秋时期“一犬直一壶酒”，束修价值约等于半只犬）使平民子弟有机会跨越阶层壁垒，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家境贫寒却能备齐束修，正是这种打破壁垒的生动例证。

孔子对束修的态度，在弟子身上有鲜活体现。子路初见孔子时“冠雄鸡，佩豭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头戴雄鸡装饰的帽子，佩戴野猪形状的佩饰，带着一身勇武之气，显然没准备束修，孔子却接纳了他，引导他“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论语?先进》）；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家境富裕，所献束修或许是更精美的脯肉，孔子却同样严格要求，当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不因礼物轻重区别对待。这种平等，让束修彻底回归“诚意象征”的本质——就像现代学生向老师鞠躬，弯腰的深度无关财富，只关敬意。

二、有教无类：束修背后的教育革命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核心，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这一颠覆性理念。“类”在甲骨文中像“兽”，本义是“种类”，这里指“阶层、贫富、地域、智愚”等差异；“无类”即不因其所属类别而拒绝教诲。这种理念在春秋时期石破天惊——此前“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平民被视为“斗筲之人”（《论语?子路》），不配学习礼乐。而孔子将教育推广到“庶人”，《荀子?法行》记载子贡评价“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正是“无类”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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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弟子的出身，如一幅“有教无类”的众生相。颜回是“贫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子贡是“商人”，“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史记?货殖列传》）；子路是“野人”，“卞之野人也，好勇力，志伉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野”在当时指未受礼乐教化的乡野之人；子张是“鄙人”，“鲁之鄙家也，颜貌甚恶”（《孔子家语?弟子解》），“鄙”意为粗鄙；冉雍是“贱人之子”，“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其父是地位低下的“贱民”。这些出身各异的人在孔子门下同窗共读，《论语?先进》记载他们围坐“各言其志”，冉有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公西华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平等讨论理想，展现了教育打破阶层隔阂的神奇力量。

“有教无类”的“教”，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人格的重塑。孔子对“贫而乐”的颜回赞叹“贤哉，回也”，引导他从贫困中见操守；对“富而无骄”的子贡鼓励“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提醒他富贵中守谦逊；对“勇而无礼”的子路告诫“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约束他的鲁莽；对“鄙而恶”的子张教导“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拓宽他的心胸。这种“长善救失”（《礼记?学记》）的教导，使“类”的差异转化为“个性”的丰富，正如花园里的牡丹与蔷薇，各有其美，无需强求一致。

“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无类”是接纳的广度，确保每个生命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材”是教导的深度，确保每个生命都能按自身节奏成长。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论语?公冶长》）的宰我，孔子仍“以言诲之”，批评他“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促其改过；对“闻一以知十”的颜回，孔子则“言终日”（《论语?先进》），深入探讨“仁”的精义；对“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的冉有，侧重政事实践，让他在季氏宰任上历练；对“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的公西华，侧重礼仪训练，使其熟悉“朝聘之礼”。这种结合，使“有教无类”不流于形式，而是真正实现“各尽其才”。

战国时期的墨子，将“有教无类”推向更底层。他“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墨子?鲁问》），弟子“多为贱人”（《荀子?王霸》），如“禽滑厘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是典型的劳苦大众。墨子教学“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强调苦行实践，与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的包容风格不同，却共同推动教育从贵族的象牙塔走向民间的田野。

三、束修的真意：诚意高于物质

“束修”的本质是“诚意”，而非财富。《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学生带着“志于道”的诚意而来，束修只是这种诚意的外在符号。《礼记?檀弓》记载“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孔子对去世的馆舍主人尚且如此重情，对真心求学的弟子更不会因束修微薄而拒绝。他晚年返鲁，“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史记?孔子世家》），其中必有像颜回一样“贫不能备礼”者，他仍“未尝无诲”，证明物质条件从未成为门槛。

历史上对“束修”的误读，曾让教育染上功利色彩。汉代郑玄注“束修，十脡脯也”，仅强调物质属性，忽略“自行”的主动性；宋代朱熹虽承认“束修，其至薄者”，却仍说“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论语集注》），过度侧重礼仪形式。这些解读把孔子塑造成计较礼物的夫子，直到明代王阳明提出“心即理”，才回归“诚意”本质：“束修者，礼之薄者耳，然必先有是礼，而后有是诲，盖所以致其诚意也。诚意既至，虽无束修，夫子亦未尝无诲也。”（《传习录》）他点出关键——束修是诚意的载体，而非教育的前提。

“诚意”的表现形式，远比十条干肉丰富。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论语?为政》），以课后反复钻研、拓展所学表达诚意；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言语”之才实践孔子理念，用外交成果回报教诲；子夏“在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将孔子之学在三晋大地扬光大，以传承扬彰显初心。这些“无形的束修”，比十条干肉更能体现求学的真诚，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诚意是本，束修是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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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中，“束修”的形式已变，“诚意”的内核仍在。学生的认真听讲、课后的追问不舍、作业本上的工整字迹，都是“现代束修”；教师深夜备课的灯光、病中坚持上课的身影、对“问题学生”的耐心引导，则是“未尝无诲”的延续。云南华坪女高的学生们，用清晨五点的琅琅书声、作业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考上大学后的报喜短信，向张桂梅校长献上最珍贵的“束修”；张桂梅则用布满膏药的双手、沙哑的嗓音、陪学生走过的每一个深夜，践行着“未尝无诲”的承诺。这种精神共鸣，让两千多年前的话语仍有穿透时空的温度。

四、孔子的教育实践：束修之外的付出

孔子的教育场所，是“随地可学”的开放空间。杏坛讲学是常态，《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周游列国时，在陈国“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仍“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用礼乐精神安抚弟子；在卫国匡地被围困，“拘焉五日”仍向弟子阐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在危境中传递文化自信；在乡野间“与二三子游”，听曾皙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在自然中启迪理想。这种“无处不可教”的实践，突破了“学堂”的物理限制，使教育真正融入生活。

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博而有要”的六艺体系。“礼”教弟子“立于礼”，如“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具体到“乡饮酒礼”的献酬顺序、“丧礼”的哭踊次数；“乐”教弟子“成于乐”，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并“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射”教弟子“志于道”，如“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强调射箭时的专注与礼仪，而非仅求力量；“御”教弟子“游于艺”，如驾驭马车时“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论语?乡党》），培养协调与庄重；“书”教弟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训练书写与表达；“数”教弟子“会计当而已矣”（《论语?子路》），掌握计算与统计。这些内容兼顾实用与修身，使不同需求的学生都能各取所需。

孔子的教育方法，是“启诱导”的艺术。“不愤不启，不悱不，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对“闻斯行诸”的问题，因子路“好勇过我”而说“有父兄在”，因冉有“退而省其私”而说“闻斯行之”（《论语?先进》），因材施教；对“仁远乎哉”的疑问，回应“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激内在自觉；对“孝”的理解，引导子夏“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深入本质。这种方法让学生主动思考，而非被动接受，正如《周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教育的真谛是学生主动求索与教师恰当引导的完美结合。

孔子的教育成果，是“桃李满天下”的延续。“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他们分散各地“传道授业”：子夏在西河讲学，“文侯师事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培养出李悝、吴起等变法名臣；子贡“存鲁乱齐”，以“言语”之才践行“和为贵”的理念；冉有“为季氏宰”，展现“政事”才能，“赋粟倍他日”却遭孔子批评“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可见教诲严格；曾参“传孔子之道”，着《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成为儒家经典。这些弟子如种子般将教育的火种散播，使“有教无类”从理念变为改变社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