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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束修之外 教育的温度（第2页）

五、历史回响：有教无类的千年传承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将“有教无类”推向制度化。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学者来自各国，邹衍是齐人，淳于髡是齐之赘婿，慎到是赵人，环渊是楚人，无论出身国别，皆可“不治而议论”。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供免费食宿，让学者专注学术。这种开放包容，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摇篮，荀子“三为祭酒”在此讲学，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观点，正是“有教无类”结出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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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太学，次将“有教无类”纳入官方教育体系。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规定“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汉书?儒林传》）。平民子弟只要“好文学、敬长上”，便可进入太学，学费由政府承担，学成后按成绩授官。如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通过太学“射策甲科”，最终官至丞相，成为“有教无类”的生动例证。这种制度设计，让教育公平从私人讲学走向国家治理。

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考试选才”深化“有教无类”。“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的谚语，道出科举对寒门子弟的吸引力——无论出身“士农工商”，只要通过考试，就能进入仕途。王维“九岁知属辞，十五游学长安，开元十九年进士擢第”（《旧唐书?王维传》），出身普通官僚家庭；张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旧唐书?张九龄传》），来自岭南寒门；韩愈“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旧唐书?韩愈传》），孤儿出身仍中进士。科举虽有“行卷”“荐举”等弊端，却使“教育公平”从理念走向制度，正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这种“贵”不是出身的贵，而是才能的贵。

宋代的教育，是“有教无类”的民间高峰。白鹿洞“洞主”朱熹制定学规：“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白鹿洞揭示》）对“贫不能自存者，皆给之”（《宋史?朱熹传》）；岳麓“教养学生，务令随材成就”，“虽里巷之人，亦得听讲”（《宋史?道学传》）。6九渊在象山讲学，“每开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宋史?6九渊传》），有一次他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听讲者“莫不感动至泣”，这种盛况正是“有教无类”的吸引力——教育不问出身，只问初心。

六、有教无类的当代诠释：从束修到教育公平

义务教育的普及，是“有教无类”的现代制度化实现。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2006年修订为“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从法律上彻底废除“束修”的物质门槛。政府承担起“未尝无诲”的责任，通过“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每生每年650元、初中850元，确保每个孩子“有学上”。这种制度设计，让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理想，在两千多年后成为现实。

特殊教育的展，体现“无类”的深度延伸。针对残障儿童的“特殊教育学校”全国已有14所（2022年数据），“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模式覆盖所有适龄残障儿童。盲童通过盲文阅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聋童通过手语“聆听”老师讲课，自闭症儿童通过“应用行为分析”训练融入集体。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培养出全国位聋人博士周晔，她翻译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影响了无数人；浙江“星宝上学”项目通过“影子老师”陪伴自闭症儿童适应校园，让“有教无类”覆盖到最边缘的群体，正如孔子对“言语迟钝”的曾参仍耐心教诲，当代教育也在努力让每个特殊孩子都能绽放光彩。

远程教育的兴起，打破“地域”的最后壁垒。“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44万节优质课程，覆盖小学到高中所有学科，偏远山区的学生通过平板电脑就能聆听清华附小的语文课；“慕课”（00c）让大学生能学习哈佛《正义》课、耶鲁《基础物理》课；“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通过“国培计划”每年培训百万乡村教师，提升教学水平。西藏那曲的学生通过“双师课堂”与成都七中同步上课，新疆喀什的孩子通过“空中课堂”学习绘画，这种“天涯若比邻”的教育共享，让孔子周游列国传播知识的理想，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质的飞跃。

职业教育的展，拓宽“才能”的多元边界。“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全国职业院校每年培养约1000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斩获金牌，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成为现代农业带头人，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直播电商”专业培养出乡村振兴主播。这些实践打破“唯有读书高”的单一成才观，正如孔子教弟子“六艺”既有“礼乐”修养，也有“射御”技能，当代职业教育正是这种“多元成才”理念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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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束修的象征：教育公平的永恒追求

“束修”在当代的象征意义，是“教育成本”的公平分担。从“义务教育免学费”到“贫困生资助政策”，形成“普惠性资助+专项资助”体系：学前教育“入园资助”，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20年覆盖3800万学生），高中“国家助学金”，大学“国家助学贷款”（每年放400亿元）。“希望工程”30多年来资助600多万贫困学生，“春蕾计划”帮助380多万女童入学，这些行动延续着孔子“未尝无诲”的精神——教育公平不该让家庭独自承担，而需全社会共同托举。

“束修”的精神内核，是“教育机会”的实质平等。当前城乡、校际差距仍客观存在，“教育均衡展”政策正通过“教师轮岗”（如北京东城区每年轮岗教师占比15）、“名校集团化办学”（如上海“建平教育集团”带动12所薄弱校）、“优质资源共享”（如杭州“名校+新校”模式）缩小差距。云南“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展”通过后，山区学校的操场铺上了塑胶，实验室配备了新仪器，孩子们能像城里学生一样上计算机课。这种努力让每个孩子不仅“有学上”，更能“上好学”，正如孔子在阙里学堂对每个带着束修的学生敞开大门，当代社会也在努力为每个孩子敞开优质教育的大门。

“束修之外”的教育温度，永远体现在教师的奉献中。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13年送出2000多名女大学生，身患种疾病仍每天凌晨5点起床陪学生早读，她说“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支月英在江西奉新大山深处任教36年，从“支姐姐”变成“支妈妈”，教过1000多名学生，她说“我愿意做一轮明月，照亮山里孩子的路”；西藏墨脱的教师桑杰曲巴扎根边疆20年，背着学生蹚过湍急的雅鲁藏布江上学，他说“只要有一个孩子，我就不会离开”。这些教师的付出越了物质回报，正如孔子“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教育的温度正来自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奉献。

八、教育的本质：越束修的心灵相遇

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本质，是“心灵的相遇”——学生带着求知的诚意，教师怀着育人的热忱，在知识的传递中实现灵魂的对话。颜回“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这种师生间的精神共鸣，与束修的多少毫无关系；宰我“昼寝”被孔子批评“朽木不可雕也”，却仍在孔子去世后说“夫子之贤，过于尧、舜远矣”（《孔子家语?正论解》），可见教诲的力量能越一时的严厉。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解放”。“有教无类”打破阶层的束缚，让平民子弟能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因材施教”释放个性的潜能，让不同特质的人都能“各尽其才”。从孔子的弟子“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到当代学子通过教育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工匠，教育始终是实现社会流动、促进公平正义的“最伟大的平等器”（林肯语）。正如《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教育公平是“天下为公”的重要基石，让每个生命都能平等地追求幸福与价值。

九、束修不朽：教育公平的千年回响

孔子的“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穿越两千五百年仍有生命力，因为它触及了教育的本质——平等与尊重。“束修”是形式，“诚意”是内核；“教诲”是手段，“成人”是目的。这种理念从孔门学堂到现代学校，从“六艺”到“德智体美劳”，形式在变，本质未变。

历史上的教育家，都在延续这种理念。墨子“上说下教”，让底层百姓有机会学习；朱熹“开门授徒”，为贫困学生提供食宿；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在晓庄师范教农民识字；晏阳初“平民教育”，在定县教农民“生计、文艺、卫生、公民”四样本领。他们的实践证明，“有教无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代代相传的教育精神。

在这个快变化的时代，“束修”的形式会继续演变——可能是线上课堂的一个点赞，可能是课后作业的一句“老师辛苦了”，可能是学生毕业多年后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但“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精神会永远存在。因为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是照亮，是让每个生命都能绽放光彩，正如孔子在阙里学堂的晨光中，对那个攥着束修的少年说的那句“进来吧”，简单却温暖，开启了一段改变命运的旅程。而这段旅程，正在每个课堂、每个校园、每个孩子的心中，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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